2008年4万亿元投资提出以来的经济复苏曾为市场津津乐道，然而，自2009年8月份以来的市场调整让人们怀疑复苏的进程，乃至担忧复苏未知，泡沫先行。

    复苏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产能的恢复需要时间，而信心的重建更是缓慢的。4万亿给予人们的鼓舞是边际递减的，它的作用是稳定预期，而不是提供长期增长动力。危机总是来得很快，迅速破坏社会各类经济参与者的资产负债表：存货和固定资产减值，而负债不会减值。挽救危机的办法也就只有一个：提高存货价值和固定资产价值。

    无论是货币投放还是财政支出的扩张，都是旨在提高存货和资产价值的，这是挽救社会资产负债表的唯一办法。受惠于刺激性政策的*先是产能过剩产业和上游产业，因为他们的存货价值曾经受损*严重，反弹得也*快。鉴于此，刺激性政策必然要退出。

    但政策退出是有条件的。如果经济参与者对未来的信心仍然脆弱，退出意味着曾经的刺激前功尽弃。所以，政策制定者要不断地试探社会对未来的信心。

    相比刺激性的货币财政政策，结构性的产业政策是大规模刺激之后的必然选择。直接的政策退出有可能打击复苏的信心，产业政策则有助于甄别刺激的方向。任何一次危机之后，都不是简单的复苏，危机本身正是旧有产业形态过度扩张的结果，新的产业方向在危机之后成为复苏的主要驱动力。特别是当前的中国，传统工业体系的建设基本完成，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经济结构调整被提上了议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业政策所要承担的任务显然远远大于总量性的货币财政政策。

    从内部来看，信心重建的长期性，总量性政策退出的必然性和产业政策对新兴产业的支持使得复苏的进程更加复杂：复苏的总量贡献将依赖传统行业，但传统行业的盈利能力风光不再，而新兴行业能否独当一面，则需要更为长久的时间来验证。

    外部经济环境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加了经济复苏的复杂性。尽管欧美指数在4月份纷纷创出新高，但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占比过高这一事实却不容忽视。实际上，欧洲债务危机演化到目前这一步只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已。货币协调要求财政协调，而不同主权国家是做不到财政协调的。希腊出事之后，其他欧元成员国在理论上有救助义务。不过试想，如果轻易地就出手相救了，是否会产生逆向激励？尽管救助的金额对于欧盟来说只是九牛一毛，但在政治上必然要秀个够。

    美国的复苏进程才是中国是否能够企稳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仍然是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出口导向产业部门吸纳了庞大的就业，形成了庞大的产出。如果这些产出的需求国没有复苏，这些产能的生产能力会复苏吗？但问题偏偏又出在这里！奥巴马多次提出要重振美国的产业，这势必影响中国对美出口。

    泡沫之忧形成了复苏之路上的第三个复杂因素。货币是经济的血液，如果货币不能在经济体中顺畅流动，积压在某些经济部门，在形成局部泡沫的同时，经济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货币。货币政策也就出现了两难：继续注入货币将吹大局部泡沫，收缩货币则会伤害经济。显然，这里的关键不是血液的多少，而要寻找血液滞留的症结。对房地产的需求引导政策正是破除“货币滞留”的关键手术，而任何一个大的手术必然伤身。

    复苏的这一复杂性可以这样解读：泡沫不会导致复苏逆转，但治理局部泡沫的手术确实会添加一些麻烦。

    正视复苏的复杂性，从缓慢复苏的大前提下把握投资节奏，从复杂的关系中寻找结构性机会，才是正道。